镂雕，是中国古代玉器制作最重要的工艺之一。所谓镂雕，就是在玉料上把地子局部或大部分剔空，虚实相衬地突出玉器的主体纹饰或造型轮廓，具有很好的装饰效果，其很可能源于钻孔工艺。玉器的镂雕工艺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此后发展延续数千年。下面笔者对史前至明清各主要时期的出土玉器进行考察，以分析历代镂雕工艺的特点及制作情况。
新石器时代是镂雕工艺发展的起萌阶段，镂雕玉器数量较少，且皆为单层纹图，镂空处多不甚规整。从大量考古资料上看，新石器时代玉器镂雕的技法主要有两种：一、以砣（磨）具为主要制作工具进行磨制镂空的砣磨法；二、以钻具（实心钻、管钻等）、线具等结合镂空制作的钻切法。这两种技法也是以后历代镂雕制作方法的基础。
良渚文化玉器的镂雕，多以钻切法制作。镂雕时，先按照构图设计，以钻在需镂空处打一个或数个定位圆孔，再用质地柔韧耐磨的植物荆条或动物筋、皮制成的线具穿过圆孔，抹上潮湿的解玉砂，然后手工在玉器两侧来回拉动线具，把多余的玉料拉搜去掉。如浙江余杭反山16号墓出土的冠状玉饰（图 1-1），高5.27厘米，上宽5.4厘米，中宽10.34厘米，下宽6.3厘米，厚0.4厘米。玉质沁为黄白色，夹浅灰色筋状条斑。整器略呈“中”字结构，镂雕与线刻技法结合，表现神人、兽面纹，中部为兽面纹，透雕重圈眼，椭圆形蒜头鼻，宽嘴獠牙，下肢做蹲踞样。镂空部位不甚规整，镂空面有纵向线痕，可能是线具拉搜（图1-2）时留下的痕迹。
红山文化玉器的镂空，多见于扁片状勾云形玉佩之上。磨具或结合钻在器表两面进行反复对磨，直至把玉器磨透出现空洞，再对空洞边沿加以修整而成。因此，红山文化玉器镂空处边沿多呈刃状。如内蒙古巴林右旗苏达来遗址出土的勾云形玉器（图2），高11.8厘米、宽12.5厘米、厚0.8厘米。墨色，掺杂有白色、褐色云片状和块状斑点，表面磨制十分光滑。磨刻的纹饰线条整齐而流畅，四周圆润且向外翻卷，周边外缘圆钝抹斜，中心镂作盘卷勾云形，镂空边沿呈“薄刃状”。上侧边沿有一钻孔，正、反两面均按器物的造型和纹饰琢磨出凹凸分明的装饰线。
镂雕的钻切法自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历经数千年，基本流程却没有什么变化。如清人李澄渊在《玉作图》中所云：“凡玉片宜作透花者，则先以金刚钻将玉片钻透圆孔后以弯弓并钢丝一条，用时则解钢丝一头，随将丝头穿过玉孔，复将结好丝头于弓头上，然后用浸水沙顺花样以锼之，如木作弯锯锼花一样。” 可见，明清时期的镂雕工艺与良渚文化时期的基本流程是相近的。但由于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镂雕工艺和工具也不断变化，所以历代玉器镂雕的具体步骤和工艺痕迹会有一定的差异。
殷商、西周时期，人们已经制作了青铜工具，并运用于玉器的制作之中，所以此期镂雕玉器数量增多，且镂空部位较新石器时代规整，切面也较平直。多先以青铜质钻具加蘸解玉砂在器内适当位置打一个定位圆孔，再由青铜质地的锯条进入圆孔，反复锯切成形。如山西洪洞西周墓5号墓出土的玉饰（图 3），直径5.2厘米，黄白色，半透明，有光泽，扁平体，为盘龙咬尾形。器内用镂空纹饰配合器表线纹，以突显纹饰，镂空部位多为由上大下小的漏斗状圆孔和渐窄的条状部位连接构成的“逗点式”镂空。商代玉器的镂空皆在边缘施用，而西周较多位于玉器内部。
铁器的广泛应用，有利于琢玉工具的改革。战国、汉时期开始以铁质管钻打孔，丝锯为弦的搜弓取代普通的锯条拉切，且镂雕前多用阴刻细线打稿，拉搜切割后又多以金属擦条将镂空处擦磨整修。所以，此期玉器的镂空部位增多，形状多样，但仍皆为单层纹图。镂空处边缘犀利、规矩，孔壁光滑、垂直，两面孔径几乎相等，两面对钻留下的台痕已不多见。如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连环龙凤形玉佩（图4），长9.5厘米、宽7.2厘米、厚0.4厘米，灰白色，褐色沁，全器各节镂雕成龙、凤形。镂空处布局繁密、形状多样，镂雕内壁如峻壁峭立、边沿棱角分明，玉饰剔透玲珑，卷折自如。无论从构思或雕工来看，都是一件上乘之作，是镂雕玉器的典范，堪称战国玉雕的精品。
上述之搜弓，是古代玉器制作的重要工具，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被使用，其状如弓，弦用金属丝锯制成，一端可以解系。镂雕时，将玉固定住，用手握住弓的一端可反复拉锯。搜弓的出现，将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徒手拉切搜空，发展为简易的锯切设备，是玉器镂雕制作史上的一次革命。
宋朝是玉器镂雕制作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宋代的镂雕工艺，是战国镂雕玉器以来的一次突出的继承和发展，它以巨大的艺术魅力，影响到辽金元明清几代玉器的镂雕风格。宋代玉匠除延续战国以来传统的钻切法制作的单层纹图透雕外，又将之发展为多层镂雕，也为此后的立体镂雕工艺提供先例。此期多层镂雕作品器型丰满、构图精巧、层镂细析，题材多为龙穿云、凤穿花、鹤鹿松竹等题材。这类玉器多以数个层面组合，上层为主题纹案，其下衬以交错的枝叶和卷云，上下层纹饰交搭相连，立体感较强。如陕西西安交通大学出土的一件松鹤龟鹿纹玉佩（图5），高6.2厘米、宽5.4厘米、厚0.7厘米，白玉泛黄。玉佩呈立式卵形，底部略平，主要以镂雕表现图案。石头间有松、竹、灵芝，左下雕有一龟，卧于石上昂首张口吐出祥云，正上雕有一只展翅飞翔的仙鹤，右下雕有一只回首仰望仙鹤的走鹿。
辽代玉器中，至今未见考古出土的多层镂雕玉器，但单层纹图的透雕玉器甚多。此期多以铁质实心钻带动解玉砂直接进行钻磨镂空，省去钻切法的第二步“拉切”，这可视为钻切法之简化特例。所以辽代玉器镂空边缘上常有钻头留下的圆柱形凹痕和不规则的螺旋纹。镂空形状不规则，边角圆钝，不及战国玉器镂雕处爽利，镂空部位面积小。如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出土的一件玉飞天（图6），玉质青白，半透明。飞天脸为男形，头顶云冠，上身裸露，裳长似裙托于身后，跣足，双手于脸前捧一物，肩披缭绕的彩帛。片雕和镂雕巧妙结合，通过几个略呈三角形的镂空，将身体与彩帛的轮廓清晰地凸显出来。
金元时期，玉器的镂雕工艺又有了新的发展。此期镂雕玉器多为多层镂雕和立体镂雕工艺制作的带饰、炉顶（或帽顶）。纹图常为反映北方少数民族捺钵制度的“春水”、“秋山”之类题材。深层立体镂雕工艺，多在圆柱体的玉料上雕琢，镂雕的纹案不仅层次丰富，而且可多角度表现，视觉上的立体感很强。吉林省扶余市风华乡班德古城出土的一件莲鹭纹玉炉顶（图7），是目前所知出土品中年代最早的深层立体镂雕玉器。长5～6厘米，高6厘米，乳白色。整器呈馒头状，主要采用镂雕、浮雕、圆雕等工艺雕刻鹭鸶、莲花、莲叶图案，镂空图案繁缛密集，层层递进，纷繁错落，立体感极强。镂雕玉带饰如江苏无锡元代钱裕墓出土的“海东青击鹄”玉饰（图8），长8.3厘米，宽6.7厘米，厚2.2厘米，青白玉质。表面图案凹凸起伏有致。正面镂雕荷莲、水草为衬底，一只天鹅穿行躲藏于枝叶交错的水草中，上方一只海东青落于荷叶之上，欲啄鹅脑。这件作品内容丰富、构图饱满，有强烈的浮雕感。元代进行镂雕制作，多以铁质实心钻与线具从不同角度进行钻孔和拉切。由于此期多不整修和抛光玉器的内部细节，所以圆柱状钻凹痕与“M”形线锯痕被完整地保留下来，钻切痕迹棱角分明，颇见力度。
明清时期的镂雕工艺集历代之大成，传统的单层、多层、立体镂雕被发挥得淋漓尽致。镂雕玉器种类丰富，常见的有片状玉佩、嵌饰、带饰、炉顶等。明中期出现的分层镂雕工艺，又称“花下压花”技法，是指在片状玉器上镂雕出上下两到三层不同图案的一种镂雕技法。“花下压花”的纹饰由底纹与上层主题纹图组成，底纹缜密，与上层主题呈两重分布，层次分明，具有较好的透视感。如上海浦东东昌路明墓出土的婴戏纹玉嵌饰（图9），此器作双层镂雕，底层镂雕窗棂图案，上层浮雕七个形态各异的童子。再如江西南城明益王次妃墓出土的麒麟纹玉带饰（图10），器内纹饰主要以镂雕工艺表现，上层为一麒麟展翅行走以及牡丹花等图案，下层为缠枝蔓草纹。
宋元以及明早期的多层镂雕工艺与“花下压花”技法的区别在于构图目的和效果之不同。前者的“多层”所表现的诸如龙凤穿于云中、走兽行于山林、花鸟相互衬托之类。各层纹案多穿插交错，联系紧密，下层纹案是主题图案的延伸。此外多层镂雕玉器图案所表现的天地很广阔，极具深景感。后者之“分层”只是雕琢出上下两种不同的图案，下层的锦地纹仅仅起到陪衬作用而已，与主题纹图联系不大，立体感稍弱，且结构意境无深远之感。可见，“花下压花”技法实则是多层镂雕技法的简化。
明末和清代最常见的镂雕玉器，当属单层纹图透雕玉佩。其主要以钻切法制作，工艺痕迹有以下特点：钻孔多位于拉切之首末两端和造型转角之处，呈“U”形，孔壁有不规则的螺旋纹。线具拉切的痕迹为趋于垂直玉器表面所在平面的纵向线痕，拉切痕截面呈不规则的“M”形。由于工具的相对落后以及拉切时用力的不均，镂空处多有台阶状痕迹，拉切痕之间也常有错位叠加现象。
玉器镂雕工艺，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发展于殷商西周时期，在战国、汉代达到第一次高峰。宋代是其发展的一个拐点，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单层纹图镂雕（即透雕）开始向多层发展，镂雕工艺在金元时期达到顶峰，形成了深层立体镂雕工艺。明清两朝的镂雕，大多是对前朝的继承、模仿，技术上的发展和创新较少，逐渐式微。以砣磨镂空者，多见于新石器时代，宋代以后对窄缝状部位的镂空也多以砣具磨制，镂空处有钎砣磨制的半月形痕迹（图11）。相比砣磨，钻切法在玉器制作史上更为常见，是镂雕的主流技法，多层镂雕和立体镂雕玉器的制作技法是其技术上的延伸（图12）。这两种技法的结合进行镂雕的情况也不鲜见，宋至清代玉器镂空处常有钻孔、切割和砣磨叠压的痕迹。
镂雕，几乎贯穿了整个古代玉器制作史，是重要的玉雕技法。为此，熟悉和掌握历代玉器镂雕工艺风格以及工艺痕迹的特点，对于古代玉器的断代与辨伪，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